{{currentTime}}

  “ 我们算是大学生吗?”

  当大陆无数的专科生为身份归属而纠结,持续多年上网留帖发出同样的质疑时,在台湾,技术院校力压台湾大学等高等学府,拔得“最受企业欢迎高校毕业生榜单”头筹。

  两千多年前,孟子的一番话给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定下了尊卑之序,他说,“或劳心,或劳力;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”。多少年来,很多人觉得,寒窗苦读十多年,站在庙堂策论天下才算是高人一等,而有着一技之长的渔民樵夫,则处于江湖之末。

  虽然文化同属一脉,但职业技术教育却在海峡两岸间演绎出不同的风景。

 

  大陆 绝少官员孩子上高职

  台湾 父母当院长的不算少

  “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、市长与县委书记、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。”

  2013年4月,面对媒体采访,有“炮手”之称的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甩出一个“炸弹”,震动了舆论。

  可以说,职教身上有着浓厚的“平民教育”、“农村教育”的色彩。来自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与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显示,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中,农民工子女占了八成,而近三年,88%的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为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。

  职教不受待见是不争的事实。不仅求职饱受歧视,考公务员也有诸多限制,绝大多数职位留给本科毕业生,大专学历可以报考的职位,少之又少,且多属于鸡肋型岗位,要么偏远,要么是“清水衙门”。

  近日在广州召开的“第九届穗台校长论坛”,原人大校长纪宝成以现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的身份出席。会场上,他对此种门槛打抱不平,“所有国家机关的公务员都需要本科毕业、研究生毕业吗?不是这样的。”

  说这话时,纪宝成站在演讲台前,显得有些激动。面对着穗台两地100多位校长、学者,他声音沙哑又有力。此前他曾公开表示,要启动人事制度改革,取消对职教的限制,做到职教与普教一视同仁。

  其实儒家文化讲究“学而优则仕”,官本位思想在当今时代仍很有市场。对民众来说,连考公务员的资格都没有,职教又如何不受歧视呢?这种观念也影响着台湾市民对职教的评价。

 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,台湾开始发展职业教育时,职教还是被戴着有色眼镜看待。“那时候,我们都把读职教的人叫做‘黑手’,因为他们工作双手都很脏。”朝阳科技大学校长钟任琴回忆说。

  而后台湾经济腾飞,一跃成为“亚洲四小龙”。人们回过头看,发现这个时期贡献最大的,便是技校毕业的劳动者。这触动了整个台湾社会对职教的评价转型,职教身上背负的“歧视”色彩慢慢褪去。反映在仕途文化上,便是公务员系统对职教学生敞开怀抱:报考公务员初等考试时无学历限制,年满18岁即可。

  “五年前,在台湾就不存在什么歧视了。”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钟任琴,混迹政学两界多年,他说,“像现在,五院(“立法院”、“行政院”、“司法院”、“考试院和监察院”)院长的孩子读职教的,不在少数。台中市国民党主任委员的儿子就读我们学校。”钟任琴说。

 

  大陆 缺乏荣光不好科研

  台湾 多做科研力争一流

  今年6月,在初中生毕业升学的时段,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再次强调,当局重视职教教育,“希望更多的孩子进入职教体系”。

  在此前,马英九就促成了一个政策层面的诱因,让所有高级职业中学的学生免费入读。

  说起高级职业中学,大陆的人们可能较陌生。与内地一样,台湾也是在初中生毕业后才开始分流,选择进入普教或者职教体系,这分别对应高中和高级职业中学。

  读完高级职业中学后,学生可以直接报读四年制的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(属于本科层次的高等职教院校),又或者“曲线救国”,先读两年制的专科学校,再考两年制的技术学院或者科技大学,以取得本科学位。

  在台湾的官方定义中,职教与普教是平行的教育层次。高中生与高级职业中学的人数比例,基本持平。三十年前,这个数据还曾达到3:7,高职系统学生远超半壁江山。

  反观大陆,职教被设置在普教之后。7月份,纪宝成在《人民日报》上撰文,不客气地指出,“高考录取一本、二本、三本之后才是高职,高职录取分数很低,高职院校缺乏光荣感、自豪感。”

  外界在职教学生身上贴起“高考失败者”标签。以至于大陆这些所谓“失败者”聚集的院校,甚至失去了搞研究的勇气。

  “说起产学研,好像只有普通高等教育学府才配说搞研究,我们高职院校,也就只有产跟学了。”广东某职业院校相关负责人如是说。

  听到这,钟任琴就犯嘀咕了,他摊开双手反问:“谁说职教就不用做研究啊,如果是纯教学,职教老师跟国小老师有什么区别?”

  在台湾,职教院校做研究是普遍性的事情。钟任琴举例说,近年朝阳科技大学应用化学系的教授们带着研究团队,在几千只雌性昆虫身上,摘下定义性器官,提取性荷尔蒙,批量生产成细条状诱捕器,挂在树上,雄性昆虫被吸引过来就落网了,不用撒农药就可以除虫。这一技术一量化生产,成本仅为欧美同类产品五分之一。

  “普通大学做基础、理论性的研究,我们职教院校,则会做一些应用性的研究。不搞研究开发,职教院校就真的是二流选择了。”钟任琴说。

 

  大陆 忙着换牌子求升级

  台湾 老师任顾问提实务

  “学士多过狗,博士满街跑”。这句流传台湾各界的戏谑笑话,说的就是台湾职教体系中,深藏许多博士老师。每天,有不少博士老师辗转企业和学校之间,这一刻站在讲台旁边授课,下一秒则出现在企业实验室。由于台湾中小企业缺乏技术研发人员,不少职教体系的博士老师,会被邀请去当顾问。

  一般的操作手法是,院校与老师签订协议,继续发工资,但老师需要回学校义务上一门课,把企业的案例带回来,数年后老师重返讲台。在台湾资深教育人士眼里,这是一种双赢,博士老师为企业提高产能,创造利润,企业则为老师解决实务平台。

  这样不怕老师跳槽流失吗?“台湾诚信文化比较好,老师一般不敢。就算流失了,也是一种力量扩散,老师们会带来实习机会,创业时,也会带上学生一起做。学校就受益了。”上述权威人士称。

  台湾的职教院校忙着提升教师队伍实务能力,与此同时,大陆广袤土地上的不少院校,却忙着更换牌子,将中专变大专,大专变本科,本科变研究所。

  纪宝成对此的解释是,受官本位观念的驱动,“中职变高职,行政级别由正处级变副厅级;高职升本科,行政级别由副厅级变正厅级,地方可以安排不少领导干部。”

  台湾与大陆在职教体系的分野,确实有着不小的落差。

  “第九届穗台校长论坛”中,台湾行政教育部门前负责人杨朝祥也在场。在杨朝祥眼里,两岸民众在思考模式上接近,台湾职教发展早一点,早些碰到了问题,可以提供给大陆做借鉴,避免走一些弯路,但他也坦言,“两者是互相学习的。”

  不久前,国家层面提出,要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,“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,覆盖范围包括所有农村学生、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”对台湾来说,这无疑是个赶超的信号。(来源:《羊城晚报》2013年10月11日;作者:孙朝方、黄汉城、赵阳欢)

扫一扫关注微信
Baidu
map